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（773—819年），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文學家和思想家。祖籍山西永濟，門第書香。“少年聰警絕眾”。21歲舉進士，26歲中博學宏詞科，官監察御史里行。德宗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，32歲時與劉禹錫等參加主張革新的王叔文集團，升任禮部員外郎，不久革新失敗，被貶為永州司馬。

由于仕途變故，心情郁憂，柳宗元來到岳州，他無心觀覽洞庭的浩淼和樓頭的秀色，乘舟南往，來到汨羅江，祭拜屈子祠。他寫了一篇《吊屈原文》的激情文章，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。他對屈原的愛國精神十分景仰，對被放逐的遭遇給予同情，對其楚騷作品的創作極為感佩，思想觸動大，總以屈原的成就激勵自己。

柳宗元在永州司馬任內，為官十年，由于政治上失勢，生活道路發生重大轉折。他向往的“勵才能，興功力，致大康于民”的理想破滅，便把精力轉到思想文化領域。認為“賢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貴于后。”他發奮鉆研經史，“讀百家書，上下馳騁”，并努力著述，先后寫出了七百多篇作品，包括哲學、散文和詩歌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

唐憲宗元和十年（815）年，已42歲的柳宗元被朝廷召回，北上途中，再經洞庭，在汨羅江突遇風暴，舟不得行，于是在羅淵有感而發，寫下了一首七言絕句《汨羅遇風》：

南來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門自有期。為報春風汨羅道，莫將波浪枉明時。

這是一首明志述懷的作品，表達了四個意思：一句回顧貶湘時，已下定決心，不作悲愴的楚臣。即不愿像屈原那樣因憤世而懷沙自沉。二句表明憧憬未來，有信心勵精圖治，再干一番事業。“修門”是楚都的郢城門，即指回到長安。三句述說在春暖花開的時節，又來到汨羅，這條路不是沉淪之路，而是充滿希望之路。四句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濤淹沒到大湖中，而是下決心不辜負元和中興的美好時光。

讀這首詩，筆者有兩點認識：其一，表明對人生與社會的態度，應具備唯物主義的思想。宗元的被召回，不是天意，而是靠自己的奮斗。其哲學思想是：主論“天人相分”。認為自然界的“天”和社會人事各不相預。人的吉兇禍福，社會的興衰治亂，都非“天”所能主宰，而是“功者自功，禍者自禍”。屈原的悲劇是沒有把握住“功”和“禍”的選擇關系。懷沙自沉是一種自禍的消極態度。這樣的結果，最終也不能挽回國家的命運。而柳宗元看得更遠，其實早在以前的詩圣杜甫，就做出了榜樣。如所寫《陪裴使君登岳陽樓》一詩中說：“敢違漁父問，從此更南征。”“漁父問”一語，出自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：“屈原放逐，披發行吟澤畔，漁父見而問之，勸其與世推移，為世所用”。可屈原不聽漁父的規勸，仍滯留澤畔，最后自沉江底，不再為世所用了。杜甫以屈原為鑒，唱出了“敢違漁父問”的詩句，表達了“從此更南征”的決心。屈原和杜甫這兩位逝法不同而又都葬于汨羅江畔的偉大詩人，對柳宗元有著重大的影響。具備唯物主義思想的宗元，選擇不愿沉淪，而是勇往直前：“重入修門自有期。”就是他充滿自信心的表露。

其二，抱憂國憂民之思，應是內心的主旨。柳宗元早年就懷著“致大康于民”的抱負，被貶之后所盼望的仍然是“生人之性得以安，圣人之道得以光”的堅持，即是讓百姓能休養生息，安居樂業，讓古圣賢的論理發揚光大。聯系詩人的詩句“為報春風汨羅道”，內心是想一方面要弘揚屈原的“誠既勇兮又以武”，“終剛強兮不可凌”的保衛國家的愛國精神；另一方面也要弘揚屈原的“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”的愛民品德。詩人所說的在汨羅道回報春風，正體現出了他忠君愛國和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。

總之，讀宗元的詩，讓人有諸多感悟。就以詩句的結尾“莫將波浪枉明時”來說，即是要為開明之時出力。這一點有位前賢孟浩然在《臨洞庭呈張丞相》詩中，也說過“端居恥圣明”的話，意指端坐家中，無所事事，這是有辱圣上的明時之為，故浩然想求張相援薦自己。宗元的仕途比浩然好，宗元在職，要辦點事容易一些。唐憲宗元和期間，社會經濟有所發展，思想文化很有起色，故有元和中興的局面。可惜宗元被召回長安之后，由于諸多原因，被再次外放廣西，出任柳州刺史。但他想干一番事業的抱負沒有放棄。在柳州又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業績，如釋放奴婢、開鑿水井、興辦文教等，深受群眾的敬重和愛戴。宗元在柳州任職四年病逝，終年僅四十七歲。